中華工控網 > 工控新聞資訊 > 無法停擺:制造業重啟中國速度
無法停擺:制造業重啟中國速度

中國速度:從防疫第一,到復工搶人

前后不過10天,在深圳開電子元器件制造工廠的李偉,就從為申請復工焦頭爛額,到忽然迎來轉折點。

為了申請復工,李偉已經提交了四次申請材料,打印機用到沒墨,廢棄文件堆滿了辦公桌——2月9日深圳防疫政策放松,從復工“審批”制改為復工“報備”制后,他就馬上就去申請,但第一次時復工報告沒有模板,李偉寫起來無從下手;第二次,政府給了個模板,也就是深圳的“七個一”復工政策,但等寫完提交上去后,情況又變了;第三次要換成承諾書、花名冊、防控制度和防疫物資儲備4份文件,李偉和行政兩個人加班寫了幾十頁材料,終于準備齊全,哪知道交上去后,政策又說文件某些地方要調整,他們只能再拿回來改。

“(這么來回變)主要目的是延遲一點復工。”李偉揣測。而且,工廠主要面對的有街道辦、安全監護部門、區政府還有工業園區4個部門——疫情之下,一些管控嚴格的工業園要求企業提交材料才能進門,但提交材料需要公章,公章又在辦公室里,進了大門才能拿到,這成了個死循環。

復工申請要求多變只是問題之一。李偉覺得,在2月20號之前,復工門檻對自己來說實在太高,比如一項規定是,要求公司來了多少人就要準備多少個房間隔離。李偉公司加上工人有80號人,即便剛開始來的人不多,起碼也要20多個房間。

“我們說沒那么多房間啊,對方就說那就別來,先在家呆著,有幾個辦公室就來幾個人。”李偉對36氪說。“當時這條卡死很多廠。”

防疫物資準備上,他也力有不逮:需要準備15天的口罩、消毒液,每天早中晚要消毒三次。而且,最開始還一度要求工廠配備防護服。那個時候,武漢的一線醫生都沒有足夠的防護服,他們這樣的小企業主自然找不到這么金貴的物資。和政府溝通之后,改成了準備足夠的雨衣。一件2塊錢的雨衣,價格飆到了20塊,但李偉只能忍痛到處找關系進貨。

“那個時候所有人的焦點都在防疫上,人命關天,安全第一,和人命比,企業復產當然第二位。我們也理解。”李偉表示,只是作為企業主,復工每延后一天,撐下去的難度就又高了一點。

“我們這種中小企業,出現一個病例就是整廠隔離,復工不是,不復工也不是,兩頭為難。” 也是在深圳開廠的三防手機品牌AGM創始人的余陳志說,開工防疫的責任讓他倍感壓力。

總之,李偉認識的工廠主朋友們,雖然不少都提交了材料,卻沒有人能夠在20號前順利開工。他有工廠主朋友甚至認為復工無望,直接放棄。

但李偉的復工申請戰僅僅拉鋸了10天。深圳在2月20日出臺“先復工,后審批”政策,李偉忽然就能打開了公司大門。

中國經濟難以忍受一個月的停擺。

從數字上看,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月制造業PMI降至35.7,低于上月14.3個百分點,為2005年有數據以來最低。在生活中,企業主們不時表示資金即將斷裂、必須裁員或復工的聲音,正一浪高過一浪。

那些聚集著民營企業主、過去40年中國民間經濟活力的發源地,比如義烏,從防疫第一,最快一躍轉為力推復工。

在義烏最為標志性的大型市場國際商貿城,商戶們必須按時開業——一、二區要求2月18日開市,三、四、五區要求2月24日開市,被隔離和封鎖無法返回義烏的商戶除外——不按時開業,就會被市場管理方扣除“誠信文明積分”。商貿城的誠信分跟駕照分一樣,被扣一定數量就會不被允許營業,收回使用權。

“說要回來開門,我婆婆擔心死了,很不高興。但沒辦法,誠信分一年被扣掉12分,攤位就沒有了。”在義烏商貿城有攤位的Sandy對36氪說。

而在之前兩天,2月16日中午,義烏市絲路新區管委會招商局的盛華兵接到通知去市政府開會,當天下午4點,盛華兵就坐上商務車前往湖南懷化。

盛華兵是為義烏企業去懷化接回無法返程的員工,像他們這樣工作小組,16日當天出發的共有10個,分赴湖南、云貴、陜西、河南、江西等多地。隨后的十天里,義烏將工作小組的數量增加到了50個。

盛華兵從沒去過湖南懷化,完全陌生。直到上路,盛華兵跟湖南懷化方面的聯系工作才剛剛開始。而且,即便有義烏這邊開出的政府介紹信和健康證明,盛華兵對能不能進入懷化境內都還心里沒底,也不知道會不會“一進去就被隔離。”

“義烏管得最嚴,放得最快。”在義烏做外貿的袁書對36氪評價說。在盛華兵動身湖南前一天,2月15日,袁書的公司得到了政府批文允許復工——袁書團隊準備的物資,是3瓶84消毒液、1個噴霧器、1個紅外測溫儀、5條抹布、100雙一次性橡膠手套、3瓶洗手液、2瓶潔廁靈、20件一次性消殺防護雨衣和最重要的200個防護口罩后。

在2月中旬,企業提交申請到義烏政府相關部門批復的時長基本上只需兩天。這距離義烏商超、影院、網吧、飯店閉門謝客,紅事緩辦、白事從簡,交通關關設卡、村村封閉,也不過半個月時間。

在防疫最嚴格的時期,1月31日下午,義烏官方宣傳的防疫口號,直接從一周前的“少外出 不聚集 戴口罩 講衛生”,改成了簡單粗暴的“在家!在家!!在家!!!”。

兩天后,2月2日,義烏市“冠狀病毒肺炎”防控指揮部令第10號要求嚴格控制居民出行,實行“211”制度,即“每戶家庭每兩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員戴口罩外出采購生活物資”。

2月9日,與一些城市一樣,義烏所有零售藥店暫停向市民銷售適應癥含“發熱、咳嗽”內容藥品,以督促發熱、咳嗽癥狀患者就醫就診。

2月12日,政策風向開始變化,義烏下發防疫第16號令,正式將“推進城市全面復蘇”提上議程。不僅取消了持續了十天的市民“211”制度,義烏商貿城開市、企業復工復產、城市復蘇被迅速列為市府工作重點。

同日下午,“在家!在家!!在家!!!”悄然消失,口號又恢復成了冷靜的“少外出 不聚集 戴口罩 講衛生”。這一天,也是官方通報上最后有確診病例的發布,累計確診病例數字停滯在了16例。

兩天后,2月14日下午,這個口號突然轉變為熱情的“義烏歡迎你回來!”

隨后,盛華兵們就吃著開水泡面,踏上了去往全國各地“包車搶人”的路。到達懷化后的一周里,盛華兵的三人工作小組用六七十趟大巴、一趟高鐵,為義烏招回、新招共計接近三千人。按照義烏政策,他們登記信息、通過體溫等健康檢測后,持綠色健康碼第二天即可在各自企業正常上班。

盛華兵們這么拼,非常有必要。復工并不是單家工廠的事情,而是重新啟動一架龐大機器的復雜過程。

不是工廠復工,是要產業鏈復工

在義烏做外貿生意的袁書其實已經復工兩周了,但他的復工還要打上引號。

像義烏千千萬萬的貿易公司一樣,袁書從全球客戶處接訂單,然后在龐大的中國制造產業鏈上尋找供應商,低買高賣,賺一點貿易差價。

盡管袁書已經“復工”,但是他的供應商們基本還處在無法復產的狀態。比如,客戶下單一個小小的包,袁書首先要為自己長期合作的加工廠挑選一家合適的布料工廠,然后是尋找印染廠,接著樣品打樣還需要復合廠。

而現實是,要不就是印染廠沒開,要不就是布料工廠沒原料。專業化大分工帶來的是高效生產的制造業,但產業鏈上每個環節緊密相關,假如要生產這個包,每個環節都缺一不可。

所以,已經“復工”了的袁書每天做的,基本上就只剩下與各個客戶和供應商保持線上的溝通。

在義烏這樣的產業集群中,一樁生意會跟另一樁看似沒有關系的生意產生有聯系。比如,塑料管屬于輕貨,裝集裝箱運輸到海外一般物流公司都會跟產值更高的重貨搭配,以降低運費和清關費。可是受疫情影響,浙江省內臺州、溫州那邊的龍頭、閥門等“重貨”生產地的情況還沒有穩定,經濟生產沒有義烏恢復快,于是,做塑料管生意的老板娘Sandy也在為發貨頭疼:物流成本太高,生意就不好做。

義烏一帶輕工業居多,生產環節已經算相對簡單。在距離義烏一千多公里的南方,同樣是中國制造的代表,深圳的經濟體量是義烏二十倍,但深圳是電子數碼工廠居多,產業鏈條也遠更復雜。

深圳一家電子線路板公司的高管李良2月底時正忙于一遍一遍給客戶打電話,解釋自己為什么交付日期要延遲。按照正常流程,線路板一般是7-10天交貨,復工日期一拖再拖,生產進度已經脫節,“沒辦法在最后幾天像變魔術一樣變出來”。

他在同行圈里打聽過,大家的工廠都還沒動起來,“基本就是工人在打掃衛生”。他的工廠也是一樣,只能做做樣板,無法量產。

李良公司是產業鏈的上游,主要給LED面板/儀表儀器工廠供貨。他供不上貨,他的客戶就無法生產。

楊昊所在的那家深圳智能面板公司,生產材料上還可以暫時支撐一陣:他的工廠會在過年放假前屯一定的安全庫存,一般夠他們18條產線運轉一個月。不過,在復工第一天,真正到公司的只有兩個工人,而這還是為了鼓勵員工復工,他給工人們承諾雙倍工資的情況下。

生產節奏難以避免要放緩,但長遠來看,問題出在下游客戶上:去年年底他們轉向廣告業務,想在網約車上增加廣告屏,拿廣告分成。但疫情打亂了這個計劃,公共出行需求下滑、乘客減少、 廣告主也大量減少。廣告轉型計劃暫時宣告失敗。

“以前是事半功倍,現在是事N倍功半,”董大成在深圳寶安區有一家手機產線自動化設備工程,算是手機廠的上游。

春節假期后,為了讓工廠復工,他想方設法組織工人回廠,讓研發、采購、技術服務采用線上辦公,不斷尋找同行公司進行產能協作消化訂單,但這也只能保證最低程度的滿足客戶需求。

“有很多事情是你無法解決的。供應商就是不開工,工人就是不回來。”董大成對36氪說。

AGM戶外三防手機的創始人余陳志度過了等待復工批文、天天失眠的整個2月上旬,終于能開廠后,接下來面臨的就是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的困境。

整個鏈條的運作已經停擺。余陳志的一小部分上游供應商是1、200人的小企業,很多要到3月中旬才能全面復工,加上開產線后調試的時間,真正交付到他們手上也得到4月中下旬了。即便AGM現在加班加點,庫存耗盡后,他們沒了材料也只能停下生產。

整個公司也就回來了十分之一的人,公司平時坐辦公室的人也傾巢出動上了產線,幫著聯系物流公司發貨,打單。他估計3月底的復工率也就到20-30%。

熟練工人本來就緊俏,他們這種中小企業在和大廠搶人時沒有什么優勢,“能不能搶到人是問題,花多大的代價能搶到也是問題。”他們能給返工的工人600元的車費補貼,這樣的數字自然無法和富士康給新員工的7000元補貼相比。

工人和防疫物資,此刻就是最稀缺的資源。義烏“搶人”,就是在給自己搶最關鍵的復工資源。深圳則在鼓勵生產防疫物資,提出“2020年2月1日—3月31日購買的設備,按不超過設備投資的50%予以資助,最高不超過2000萬元”。

為此,不少企業已經轉向口罩機的生產,除了比亞迪、上汽五菱這樣的大中型汽車制造業,一些中型的公司也在經營類目中增加了醫療相關的類目。

錢是另一種稀缺資源。

做線路板廠的李良在擔心,“最不樂觀的就是,應收賬款收不回來,應付賬款也在拖延”,“現在每天晚上做夢都在想錢怎么辦,斷糧了怎么辦”。

不僅缺貨壓力會在產業鏈上傳導,資金壓力也會向上下游傳導。

中小企業做生意賒賬是常態。創凌智聯科技的創始人開軍是在深圳做WiFi模塊、路由模塊、TWS藍牙耳機板研發生產的,因為去年轉型開始做自研,也有了一些定制業務,客戶短期內很難找到替代供應商,所以交涉時還有些話語權,平時的賬期控制在1-2個月。但在非常期間,他們必須得配合客戶,雙方一起熬下去,避免客戶破產成了壞賬。現在他們賬期延長了15天,這已經是開軍公司的極限。

開軍認為,更舉步維艱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,尤其是替代性很高的線材類供應商,他們沒有話語權,賬期通常會長達6個月,甚至年結。一旦遇到付款拖延,他們資金鏈可能直接斷裂。

無論是工廠還是政府,都已經非常努力了,但很多事并不在他們掌控之中。

環球同此涼熱

3月的第一周,袁書的訂單已經能打樣了,但是工廠那邊的產能只有50%左右。原來同一單需要30天生產,現在就要45天,或者沒法預計。

但他看得更遠。袁書隱隱感覺,對中國制造業來說,新冠疫情引起的風暴或許要兩個月之后才來。

“之前看新聞說意大利都封城了,我就感覺這個事情不對了。”對袁書的外貿生意來說,意大利封城的沖擊遠比武漢封城要大。

最近兩周的情況是,意大利和韓國的疫情突然爆發了。與義烏有點類似,意大利其實是歐洲的一個貿易中心,它有無數的展會,歐洲的小國家都會去意大利看貨提貨。最近,由于意大利疫情日益嚴重,涉及建材、美容產品、眼鏡等多個展會已經宣布取消或延期,那么很多歐洲客戶的采購計劃就會放緩。沒有展會就不會下單。

“大家現在還在做年前積壓的訂單,其實這兩三個月是夠做的。但是兩三個月之后呢?沒法確定。”

在袁書看來,快時尚、飾品等fashion產業“上半年的錢已經肯定賺不到了”,但影響還在于,現在客戶采購和出貨的商品會一直賣到七八月份賣,客戶能看到上架效果,這會使他們對九月份的采購計劃有新的感觀。“但如果客戶錯過了上半年,那下半年的訂單也會縮減,因為對于上半年的市場趨勢沒有了參考。”

義烏以貿易立市,由雞毛換糖而來的小商品市場讓這座城市聞名遐邇,作為一座縣級市,義烏的國際化程度可能是全國最高的。

義烏企業的很多客戶是國際采購商,他們受到來自下游的市場需求預期減少了,對義烏的需求也減少了。意大利展會的取消會傳導到義烏,再從義烏傳導到長三角、珠三角等中國制造業中心。

在義烏做塑料水管生意的老板娘Sandy,經營模式是一種典型的“前店后廠、自營自銷”,店鋪門面在義烏商貿城,迎來送往全球客戶,工廠車間在隔壁縣的工業園區。產品流程并不復雜,采購塑料原料,然后用模具做成塑料水管就好。二三十個工人,一年下來差不多能做一千多萬的外貿產值。

今年義烏國際商貿城一、二區2月18日率先開市,2月20日Sandy的工廠也獲批正式復工。但這比往年2月6日的復工時間只是推遲了半個月,但對Sandy來說損失很多。

Sandy的客戶大多來自中東地區,每年客戶都要過齋月,白天就不吃飯不工作了,當然也不會有訂單。按照伊斯蘭歷法,今年的公歷四月底就開齋了,Sandy必須趕在中國春節后、客戶齋月前完成這一段時期生產和銷售。

然而,新冠疫情來襲,Sandy接到的訂單起碼減少了30%。“客戶都不敢來了。”

袁書認為,采購商客戶不來,還不僅是因為擔心生命健康安全,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們自己也沒生意做了。所以只要客戶倉庫里還有貨,對于下新訂單這件事就會再考慮考慮。

“雖然現在政府給優惠政策,老外來了機票免費酒店免費。但是老外把貨拿回去他也賣不了。”袁書對此非常無奈,“政府支持力度再大,它也不能逼客戶來下單,對吧?”

訂單問題也困擾電子制造業。每年全球手機界在巴塞羅那召開的盛會MWC也已經宣布取消。

大家一邊產能不足,一邊銷售無著,但因為整個鏈條效率降低,商品價格卻在上漲,貨更難拿了。

“以前跟工廠都是先拿一百箱襪子過來,約定賬期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再付款,但疫情之后現在就要先打錢。生意變緩慢之后很多企業就害怕貨生產出來或者進我的貨倉之后,客戶你不要了。”袁書說。另外,原材料、物流、人工等各方面成本也增加了。

比如,原先義烏因為聚集效應,物流是非常發達的,價格也低,但現在物流供應減少,可能就要商家自己找車來送貨,這個價格比物流公司送貨就要高。

疫情一來,小音箱、鍵盤、耳機等深圳電子產品的全系配件也在應聲上漲。36氪獲得的一份供應商3月2日報價單顯示,電子產品配件至少漲價8%,最多則有25%。

“好像回到了十年前二十年前,物資緊缺的年代。”袁書說。

更長遠的憂患在于,疫情中,中國制造業的產能是否會加速向越南等地遷移。

余陳志的公司也承接海外ODM業務,占了他整體業務的30%。他們現在以不可抗力申辯,希望客戶們能寬限一些交貨時間。絕大多數客戶表示了理解,這次接受了1、2個月的延期。畢竟,他們也沒有其他選擇:現在三防手機的供應鏈70%都在中國。中國代工生產線的完整和工人的熟練,在世界范圍內短期內還很難找到替代者。

但余陳志擔心,這件事會讓客戶開始慎重考慮開發新的供應商,將產線逐漸轉移到越南和印度去。這一次,對余陳志這樣的中小企業主來說,失去未來訂單的風險越來越清晰可見。

當然,即便越南有人力,很多原料和上游零部件也需要從中國進口。這就像楊昊的面板生意一樣:面板所需要芯片都是海外進口,他正苦惱于疫情在主要的芯片進口國美國、日韓肆虐。

創凌智聯科技的創始人開軍還想要接下來開拓一下海外市場。他們產品研發、工藝有一定門檻,短期內替換沒那么容易。他們考慮在國內客戶縮水后,在阿里巴巴平臺上做些外貿生意。“組裝可以放到越南和菲律賓,但關鍵配件現在很多還是只有從中國出去。 ”

但50多歲的王澤已經萌生退意了。他十多年前剛來到義烏時,像他這種生產文具塑料片材的工廠還少之又少。他見證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繁榮、凋敝,經過數年的經營,工廠的營業額最高峰時期能達到兩千多萬,但隨著同行玩家越來越多,掌握渠道的下游也開始建產線,營業額兩三年前開始以每年10%的比例往下掉。

“我們廠沒有自己的品牌、所以很被動”,“我們如果脫離下游(文具廠),產品就賣不出去了,而他們脫離了我們,還有其他的人愿意給他們生產,同時他們也能自己生產了”。

疫情期間的他一直情緒不好,但以慈父形象示人的他并不愿意將一切在孩子面前提起——停工的一個月,單單廠房這一項就已經虧損了將近30萬。

他說自己沒什么文化,又不懂電腦、電商這些新詞兒,只能花更多的時間去加強和下游客戶的關系,多送禮多串門。他也開始和周圍的工廠主一樣,將現金流放在股票市場上,期望獲得跟高的收益。“三個孩子也大了,等過幾年他們都畢業了,我就收手不干了。”說完,他輕輕嘆了口氣。

(應采訪對象要求,李偉、董大成、李良、王澤、袁書為化名)

【思南新發現】福祿克1535絕緣表

  寄語 | 關于我們 | 聯系我們 | 廣告服務 | 本站動態 | 友情鏈接 | 法律聲明 | 非法和不良信息舉報  
工控網客服熱線:0755-86369299
版權所有 中華工控網 [email protected] Gkong.com, All Rights Reserved

經營許可證編號:粵B2-20040325
網安備案編號:4403303010105
河北快3推荐预测一定牛 排列三组六稳赚技巧 天盈时代 重庆幸运农场怎么分析软件 002047股票分析 时时彩计划软件免费版 黑龙江十一选五几点开始 谁是中国半导体龙头 北京pk赛车基本走势图 湖北十一选五哪里可以买 股票行情软件下载排 做长线有什么好股票推荐 三分彩下载什么软件 十一十一运夺金走势图 广西快3开奖记录查询 彩票青海十一选五 广东11选5 5中5计划